鲁迅、林语堂等人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差？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鲁迅、林语堂、郭沫若等人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三个都是同时代的人，而且都在不同的领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而且彼此之间还都有交集。

但是，林语堂、鲁迅等人对郭沫若的评价很低，他们甚至还在报纸上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论战，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出于三个人的观念和道路的不同。

郭沫若和林语堂都是学贯中西的、具有世界性的中国现代作家学者，他们在文化选择上，往往表现得有那么一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觉。

郭沫若与林语堂两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就截然不同，郭沫若出生于四川内地的商人家庭。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观念中，商人是低贱的。

所以，商人做生意赚了钱，一般都会扩大自己的产业，送子弟上学，努力往读书人靠。因此，郭沫若5岁的时候就进了学堂学习四书五经。在五四运动中，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呼喊着打倒孔家店，而郭沫若却独自站出来为孔子辩护。

林语堂则是截然相反，出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而且从小就相信基督教。18岁的时候，林语堂被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教会学校的学习，让他更加坚信上帝，相信“人人都有原罪，只有积极忏悔才能得到拯救”的宗教思想。

在抗战后期，郭沫若一边写出了《屈原》等多部历史剧，借古讽今，宣传抗战，反对投降，一边用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很多古代社会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作品，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肯定。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又被视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代言人。

而林语堂的文化选择正好相反，上个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中央红军实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在国统区发动文化围剿。

在白色恐怖下，林语堂表现得比较“识时务”，积极地调整写作策略。林语堂为了自己不受牢狱之灾，转变了文笔技巧。在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关于时事政治的文章，写得更多的都是幽默文字和闲适小品。

由于郭沫若经常在报上发表对时事政治的一些抨击，而林语堂则由于身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东西不同，因此和郭沫若展开了多次论战。两个人互相抨击，写出了很多立场鲜明、旗帜各异的文学作品。

如果说郭沫若和林语堂之间的矛盾只是文人之间由于立场不同产生的一些口角的话，那么，郭沫若和鲁迅之间的矛盾则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

郭沫若和鲁迅是中国文化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旗帜，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家都用自己卓越的创造精神和辉煌的战斗业绩，给新中国的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鲁迅自称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郭沫若和鲁迅可以说是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两个人也曾经发生过文字纠葛，有着一些积怨和矛盾。但是两个人都遵循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因此可以说两个人的矛盾是有的，但是也有同舟共济的团结一面。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了创造社，成仿吾这些年轻气盛的文人受着苏联文学的熏陶，思想比较偏激，于是他们专门批评鲁迅的《呐喊》一文，郭沫若也在其中。

鲁迅对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当然，鲁迅绝不仅仅针对成仿吾一人，自然也包括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

后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希望他能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看到中大考试委员会的名单，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去不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鲁迅是不愿意与郭沫若等人为伍的。但是过了几天，鲁迅再次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解释说想要和创造社联合起来，打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

但最终鲁迅没有到广州去，他告诉许广平说，自己与郭沫若和创造社之间的关系，是有好事者在中间挑拨。

到了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鲁迅决定和创造社和好。

但是，成仿吾在这之前去了一趟日本，鲁迅与创造社联合的计划就产生了变化。因为成仿吾受到了日本的左倾文学的影响，使成仿吾更加理直气壮。

他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和革命文学大相径庭，在当时，不少创造社的年轻文人都用自己刚学到的左翼文学中的新名词向鲁迅挑战，由于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心骨，也被卷入了这场论战。

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之间，虽然鲁迅和郭沫若都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但是，他们两个竟然一次也没有见面。

创造社批评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于鲁迅的籍贯家族，都可以成为这些人奚落的资料，而郭沫若也在文章中说鲁迅是封建余孽。

但是，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论战之中，创造社和鲁迅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逐渐一致，为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0年3月，郭沫若和鲁迅等49人发起了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建议。

虽然在这个时候，鲁迅和郭沫若仍然发生过论战。但是，两个人都是互相钦佩对方的。郭沫若曾经在文章中说过：

因此，虽然产生过论战，但是，郭沫若和鲁迅却更类似没有见过面的兄弟和战友。

综上所述，1936年以前，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郭沫若对鲁迅是尊重和敬佩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的末期，由于宗派主义和左倾主义，郭沫若对鲁迅有比较严重的对立情绪。

到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建立之后，郭沫若和鲁迅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仍有意见分歧，但他们的政治方向和战斗目标终于一致起来了。

1936年以后，鲁迅逝世了，郭沫若开始反思自己，追悔过去，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郭沫若对鲁迅开始持有完全肯定的态度。

因此，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虽然低，但那也只是在两个人初期有一些误会和龃龉的时候，到了后期两个人的战斗目标都明确了，两个人之间的误会也就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