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一道世界难题：如何找到夏朝存在的真实脉络？

如何找到夏朝存在的真实脉络，是一个世界难题，被称为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关注这个问题始于十多年前。当时我只是想把晋南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和相关习俗调查并整理出来，并未完全涉足考古学领域，也没有认识到这个选题所蕴含的重大意义。一直到《中华祖脉》书稿完成到将近1/3的篇幅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无意之中已经触摸到了我们华夏民族绵延不息的根脉所在。也就是说，我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在了揭示“三皇五帝”真实历史影像的道路上了。

夏县禹王台遗址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调整了自己研究、写作的目标和范围。我放下了手头几乎所有其他工作，开始一心一意地下到偏僻乡野去寻访“三皇五帝”所留下的斑斑足迹，哪怕是虚无缥缈的鸿爪雪泥，也没有放过。这样大约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我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晋南和晋东南关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风俗和人文遗迹、遗址，做了一次系统的梳理——这些成果集中见于我前几年出版的《中华祖脉》（2014年）《家国往事》（2015年）《祖先，祖先》（2017年）和《山西笔记》（2018年）四本书中。

《祖先，祖先》，李琳之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

行走的同时，我也在查阅大量的考古学论文和书籍，并在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上，主动同来自世界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切磋——我逐渐发现了自己研究的一个弱点，那就是视野过多地局限在故乡的领地。狭窄的视角和对家乡的情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的思维。

意识到这一点，从2015年起，我主动出击，开始了对山西之外的史前遗址考察，我先后去了长江下游流域的余杭良渚、余姚河姆渡、青浦淞泽，中原大地的渑池仰韶、陕县庙底沟、新郑裴李岗、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巩义花地嘴、偃师二里头，西北地区的秦安大地湾、神木石峁、兴县碧村，以及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天门石家河、武汉盘龙城等上百处史前遗址。

武汉盘龙城遗址一隅

为了弄清某个问题，有些地方我还不止一次地前往调研，如二里头、陶寺等地。2016和2017年，我又先后到俄罗斯、英国、埃及和以色列等地考察……多地的行走、寻访，极大地开拓了我的视野，拓展了我的思维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既定的思维模式，使我可以站在一个相对的高度上去“一览众山小”。我明白了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不能囿于纸上谈兵——只在文献里兜圈子，不能仅关注晋南和中原地带，而应该把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放在彼时整个中国大地，放在更大的世界背景下去做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到埃及金字塔考察

譬如，关于“三皇五帝”，在全国许多地方甚至在日本、韩国都有相关的传说记载，但彼此之间多是八花九裂、破绽百出，且相互抵牾。上世纪20年代出现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还因此推翻了传统的古史体系，搞得信古派和释古派一时手足无措，以至于中华文明“西来论”一时甚嚣尘上。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以此作为怀疑“三皇五帝”存在的根据。

在地中海考察留影

事实上，关于“三皇五帝”的文献记载和传说从今天的考古学角度来观察，其大体框架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谓“三皇五帝”不过是上古时期几个势力强大的氏族部落古国，在不同时期占据着史前中国的舞台，领导着时代的潮流而已，亦即他们都是不同时代的部落联盟或古国联盟的盟主。各个“三皇五帝”也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部族的名称，或者是其数代首领的一个综合称谓。另外，“三皇五帝”也不仅仅是只有“三皇”或“五帝”，不同版本的“三皇五帝”的记载说明了这些不同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上古时期曾经存在过的部落古国联盟或其首领。“三皇”应该是包含了燧人氏、巢人氏、伏羲氏、太昊氏、女娲氏、神农氏等在内的众多远古部落“首领”；“五帝”是包含了炎帝、黄帝、祝融、共工、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等在内的诸多中古“帝王”。

新郑黄帝故里

有了以上的认识，再来看古史辨派用来攻击并推翻传统古史体系的证据和逻辑，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推导他们的结论，过于简单、粗暴。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反倒证实了传统古史体系大框架的合理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甘肃天水伏羲庙

其一，上古时期，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面对自然灾害常常显得无能为力，为了生存，先人们不得不四处迁徙，“三皇五帝”在全国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迹——这是现在全国不少地区都留有“三皇五帝”传说、风俗和相关人文遗迹、遗址的根本原因；

山西洪洞娲皇陵庙

其二，由于那时还是“万国林立”的原始社会，各个部落或酋邦、古国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去想问题，去解决问题，这使得这种种传说都带上了地域性和“民族”性的色彩——此所谓一叶障目，各地方各民族的传说因此不同乃至相互矛盾，是很自然的事情；

安徽禹会村遗址

其三，由于“三皇五帝”都是延续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部落氏族或酋邦古国，后人在传说中往往就把同一部族不同时代的首领事迹捏合在一个人身上，这导致传说本身变得越来越具有神话色彩；

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

其四，由于后世不同民族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他们一方面无限拔高、神化自己的祖先，另一方面又去贬低、污化，甚至有意屏蔽敌对的一方，这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史传说更加扑朔迷离，甚至怪诞不经；

同考古学家李伯谦（右一）和刘合心先生（左一）在临汾尧陵考察

其五，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论表明，至迟在以陶寺古国为核心的元中国时代，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核心地域的华夏文明继公元前4000～前3300年庙底沟时代后再次逐渐开始占据中国大地舞台的中央，其他诸如“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文化或者消亡，或者同步汇入到华夏文明主流当中。

陕西黄陵县黄帝陵轩辕庙

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蛮狄戎夷”诸民族逐渐式微，他们也相应地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相反的另一个结果是，华夏文明一枝独大，不但垄断了“正统”的地位，同时也垄断了叙事的话语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古史传说的变异性；其六，我们关于“三皇五帝”的文献记载最早是春秋战国时期，虽不能排除甲骨文，乃至更靠前的“朱书文字”也有记载的可能，但彼时书写文字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使得这种记载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和“三皇五帝”相关的文献记载都是来自于民间传说，就本质而言，这些文献记载和现在流布在全国各地的此类传说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前者在后世的流传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而后者由于流变性较大，虚幻的成分可能更多一些。

山西曲沃黄帝陵

正是以上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了传统古史传说的混乱和错讹，但这种混乱和错讹可能才是真实历史状况的一种折射反映——如果我们不纠结于其中某个具体的传说而是站在整个古史体系的高度去观察，我们会发现，虽然这些具体的传说都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但其中叙述到的“三皇五帝”各个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时代关系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或许就是传统古史体系大框架赖以成立的真实的历史基础。

夕阳沐浴下的河北逐鹿黄帝城广场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神话乃至传说都是在真实影像基础上的一种夸张性虚构——譬如古人描述三头六臂这样的怪物，我们在惊诧于古人想象力的时候，不要忘记，所谓三头六臂无非就是在作为正常人的一头一臂基础上多加了两头两臂而已。三头六臂的怪物是虚幻的，但一头一臂总是真实的，这就是其虚假表象下所隐藏的真理颗粒。

作者考证为夏启辅都阳翟的瓦店遗址

寻找夏朝历史的主脉络难就难在，它不仅仅得要求找到某个点的“一头一臂”，也不仅仅是要求找到多个点上的“一头一臂”，更主要的是要找到所有重要节点上的“一头一臂”，并且还要找到这些重要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由点成线，再由线成面，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这段历史真实的运行轨迹。但显然，对于“三皇五帝”这样久远的历史，我们已经无法从文献记载和传说习俗中得到实证，我们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借助考古学，利用大量出土的文物和相关遗址遗迹去同恍惚迷离的古史传说进行比对、鉴别，从中找出“三皇五帝”真实的历史足迹。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2020年9月

《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将整个世界文明起源时代作为背景，将传统古史体系大框架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相对坐标，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公元前2300～前1800年这500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挖掘、考证，并在科学合理的取舍下，最终梳理出了从陶寺遗址到二里头遗址——先夏和夏代早中期这段历史的主脉络，尝试着还原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场景。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